被追诉者一旦被采取刑事拘留措施，就有可能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处于被羁押的状态。
尽管它的轮廓还稍显模糊，但至少将此种具有普遍科学性特征的法理学与法教义学进行区分，这一点还是非常清晰的。三、法律的统一性与法律的界限 如果在这个全新的理论视野中进行观察，便可以发现，迄今为止所有的法律理论，其实都是随着法律系统之自我描述而出现的。
更具体地说，法律系统与环境的差异，乃是法律系统自我指涉地运作而形成的结果。注释： ① 卢曼此处论述的语境应该是欧陆的法学传统，因为他讨论相关话题时，列举的参考文献主要是明斯特大学法学院的法社会学教授维纳·克拉维茨的作品。毋宁是，自从接触并了解到了斯宾塞-布朗的形式理论之中，卢曼终于找到了自身理论最抽象，也最简洁的表达方式[19]。整体来说，卢曼早期理论主要借鉴了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更侧重于意义(Sinn)、复杂性(Komplexit?t)和偶联性(Kontingenz)等问题的描述与处理[6]，而卢曼后期更多地借鉴和吸收了马图拉纳的生物自创生理论、弗斯特控制论的二阶观察理论、斯宾塞-布朗的形式理论，因此在论述的重点和论证的方式等方面，可以观察到明显的变化。卢曼后期理论恰恰是在早期理论的基础上，针对早期作品的某些不足而进一步发展出来的。
法律系统的根据问题，在不同时代，人们曾经提出过多种理论范式。但由此导致的后果是，此种法律论证理论由于过于强调一般理论论证的规则，并且将此种理性论证的规则看作是一般真理发现的规则，最终变成了一种道德哲学理论，而离法律人真实的法律实践越来越远。至于其他各种途径和形式，则还有《宪法》第41条规定的向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建议的权利，以及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自治等等，无一例外在法律上都是个人行使权利。
《法权中心说补论》，《法商研究》2002年1期。本文仍采用法律三元分类法。[31]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后关于权利义务和权利本位、义务本位、社会本位的论说，都是搬用和进一步发挥清末、民国法学话语的表现。期待秦教授和关心以上话题的读者对本文难免会包藏的错谬不吝批评指正。
9.法的价值在于确立和维护法权分配格局，并维护以其为基础形成的社会秩序。读者可以看到，在客观世界内部，同主观世界的权、法权、权利、权力、剩余权五基本概念分别对应的任何实体，都同时在潜在或现实的意义上表现为左边三个纵行分别标示的、同时又在横向上体现出来的三种存在形态：如张三的一部手机，它在法现象层次表现为张三的财产权利。
在我看来，导致秦文如此批评的，有法权说当年论述不充分的因素，但主要还是因为秦文作者没花足够工夫阅读和消化那些原本基本写清楚了论著，因而产生了误解。（3）把权、剩余权概念作为基本范畴难道不违反现实重要性与理论重要性相适应的原则？从（1）、（2）两点我们可以看到，权、剩余权概念具有结构和内容的双重重要性。刘旺洪，《权利本位的理论逻辑——与童之伟教授商榷》，《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其二，秦文认为，把权力定位于公共机关、准公共机关所享有的职权、权限，完全排斥了公民作为当代社会的主人掌握权力的可能性。
很大程度上确实如秦文所批评的，但这种批评不能否定法权概念的合理性。从这个判断可以看出，秦文对代议民主制和法权说的权力理论都存在很深的误解。只要法权关系、法权矛盾可以合乎逻辑、顺理成章地地表述权利—权力、权利—权利、权力—权力三种关系和三种矛盾。种种常识表明，把研究集中在权利、义务或权利、权力，都是比较合理的，差别只在于哪一种选择更合理、更能再现或准确反映现实的法现象世界的真实图景。
所以，历史上或当代有作为宪法组成部分的权利法案、人权宣言、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但没有任何形式的义务法案、义务宣言。权利愈平均分散于全部个体，强度愈低，否则强度愈高。
[36] 马克思：《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页。但在实际上，实现从公共财产到权力的转化有一个过程，需要时间，至少公职人员的招聘和培训，办公设备的装备的采购和安装都需要时间。
在权力方面也一样，各国宪法、法律都是突出权力配置，如政权组织形式、政体、单一制、联邦制，这些宪法制度，从文字形式到具体规定，都是纵横向配置权、权力的，较少或很少提到相应的义务、职责。这五个概念中有些是原有的，有些是首创的，原有的需要适应新的理论背景做重新定义，首创的需要做艰苦论证。（四）法权说的较重要命题 相较于基础性命题，法权说的较重要命题在数量上更多。（一）法权概念非常必要而适当，但用法权一词实因别无更好选择 秦文认为，法权说存在的第一个缺陷，是法权一词原本已用得过滥，现又采用法权一词指称权利权力统一体，容易给人造成文字符号混乱的印象，不易为人们自然地接受和传播。因为，从那时起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机构都在不同程度上介入经济生活，权力现象突出到了与权利平起平坐、甚至超越权利现象的程度。在引入义务概念后，它们可概括地表述为法权与法义务关系，同时具体表述为权利义务关系或权力义务关系。
15.应该确立法权结构平衡理念。[14] 基础性分析模型分为：1.法权分析模型，其初级版本首次发表于《宪法学社会权利分析模型的思想蕴含》一文，本文展示的是几乎所有细部都经过了修改完善的新版本，它适应了将法权说调整为法的一般理论的需要。
如果我们可以将传统的强制力衡量尺度称为权力识别形式标准，那么我们就可以将以财产属性为根本的权力综合识别标准称为权力识别实质标准。4.期盼中国法学界能看到权利、权力识别实质标准的必要性和技术优势。
现在也不时有学者将法律权利简称为法权，但这种情形一目了然，并不妨碍学术界用法权指代权利权力统一体。[35] 陈力卫：《东往东来：近代中日之间的词语概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466-481页 。
[15] 参见童之伟：《论法学的核心范畴与基本范畴》，《法学》1999年第6期。秦文对法权说生命权财产内容的描述恰好有将被批评者的原意做变形化处理和自树靶标的问题。6这方面的论著主要是 ：《再论法理学的更新》，《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5）权(quan）：权利、权力、剩余权之和或统称，内容为法内法外利益之和，归根结底以相应社会或国家归属已定和未定之财产为其物质承载体。
基础性法学研究的前沿，始终会关注最基本的法现象，研究最基本的法现象本身，然后是以它们为中心形成的场域、相互关系。中文法学的权利概念原本同汉语的权利一样单纯。
法权分析模型呈四个纵行五个横行的格局，在宏观上展示了现实的全部各种财产、各种利益和由它们转化而来的法现象构成的客观世界与记载对此客观世界范围和实质之认识成果的法学主观世界之间的关系，其中的法学主观世界是由权、法权、权利、权力、剩余权五个基本概念构成的。就像一件大衣，面子和里子，虽然终生在一起，其面子（面料）肯定会比里子（里料）好一些、贵一些，曝光率高一些，更受重视一些。
例如，在一国财产总量基本恒定的情况下，公共机关突然大量、大比例增加财产，在应然和潜在的意义上必然意味着法权结构（权力：权利）中权力的量和占比大幅度提高，同时权利的量和占比必然同时相应地减少。秦文认为客观上存在而法权说的权力概念没有纳入其范围的那些权力，实际上要么已被法权说归类于权利概念的范围，如比尔·盖茨、扎克伯格等人或大公司那样的一些事实上的权势，要么作为法外的影响力或道德影响力被法权说纳入了剩余权概念的范围，如有些国家卸任后的政界领袖（如曼德拉）、道德权威（如印度历史上的甘地、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并无任何遗漏。
学者们按社会分工做学术研究，还是应该像太史公说的那样，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但与此同时，法权说承认义务的重要性并给予了它应有的法学地位，这集中表现在从上世纪末起，此说一直将义务定位于法学的七个基本范畴之一。[19]如果说这个过程讲的是劳动成果向权利的转化，那么，还原不过意味着财物的损害赔偿或权利的有偿转让。法权分析模型还分别展示了由五个基本概念构成的主观法学世界和作为其反映对象的三层次客观世界各自内部的关系或联系。
我以为，这是一个数百年来中外法学界都没有解决好的第一号法学难题，它的存在严重影响了人们对权利和权力本身和它们两者关系的认识。11.同样，公共财产的总量决定权力的总量，公共财产在一国财产总量中的占比决定权力在法权结构中的占比。
3.如果将法权说比拟为一幅色彩斑斓的投影画面，那么，它的底色一定是代表经济利益的色彩，这是可经验地感知的真实，绝对不是人们凭主观感受通常容易疑心的那样，是法权论者故意把历史唯物主义应用到极致的结论。各种义务与各种权的利益、财产内容相反，互为反义词：义务-权，法义务-法权，私义务-权利，公义务-权力，法外义务-剩余权。
从秦文的表述看，好像如此一来，立法机关就会滥用权力于民商事领域，把私法拉向公法。3.在公共财产总量恒定的情况下，其所支撑的全部权力的强度取决于权力的集中程度，权力集中程度愈高，强度愈高，反之愈低。
